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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故里”起紛爭
瀏覽次數:328作者: 網站管理員   發布時間:2019-04-04

  1997年11月1日江澤民訪美期間,在美國著名的哈佛大學發表講演。在講到中國歷史文化時,江澤民說:“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百家爭鳴’的局面和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的學說,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今天中國人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中國的發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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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即先秦時期偉大的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世界百名文化名人之一,著有《道德》五千言的老聃。老子文化被認為是塑造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它所開啟的眾妙之門,使得中華民族具有獨特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但是由于史料缺少,記載不詳,言辭含糊等原因,千百年來,這位舉世聞名的先哲一直被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正如渦陽學者劉光蓉所說:“老子是個謎,一個千古難解之謎。”①人們現在所關注的老子出生地,便是這些謎中之謎。那么,老子究竟出生在什么地方、“千古難解之謎”今天能否解開,已成為人們倍感興趣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前,老子出生地幾無爭論,因為司馬遷《史記》有明確記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經后人考證,“苦縣厲鄉曲仁里”即河南鹿邑太清宮。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真宗皇帝又在鹿邑太清宮樹立一個《先天太后贊》碑,稱頌老子的母親。鹿邑太清宮為“老子故里”似成定論,爭議不多。但1990年后,渦陽縣一些文化人士通過對史料的檢索和對當地的文物考古和田野發掘,獲得了大量研究老子故里的文獻資料與實物資料,特別是天靜宮挖掘出的九龍井遺址及流星園碑等文物資料,與古籍記載的老子誕生地基本相符,所以渦陽學者確認老子當是春秋時期宋國相人。出生在今天的渦陽縣閘北鎮太清宮的流星園址。
  然而,你確認歸你確認,作為傳統說法的“老子故里”鹿邑對此是不會接受的。于是“老子故里”之爭烽煙驟起,唇槍舌劍,不絕于耳,你請學者研究,我請名人撰文,各有依據,互不服氣,爭論不知還要持續多久。不過渦陽的努力還是有成效的,據說國內外一些學者到渦陽實地考察后,已經開始認可老子故里在渦陽;海外一些道教徒對渦陽修繕天靜宮也給予一定的捐助和投資;1999年新版《辭海》也把渦陽太清宮作為老子故里的一說,列入老子詞條。渦陽的這些努力對提高渦陽的知名度,發展地方經濟無疑是有益的。
  名人之爭,古今有之,不足為怪。
  先說古代。三國時期,劉備為使諸葛亮幫助自己成就大業,三次到諸葛亮隱居的地方去求教,諸葛亮為感激劉備“三顧茅廬”之恩,向劉備提出復興漢業的方針,即有名的“隆中對”。諸葛先生隱居地由于文獻所載不一,河南人認為在河南南陽西郊臥龍崗。湖北人認為在湖北襄陽的古隆中,兩地爭論多年,無有結果。至清代咸豐年間,湖北襄陽人顧嘉蘅到南陽任太守,南陽人要顧太守表態,諸葛亮隱居地究竟在襄陽還是南陽?顧太守沒有正面回答,揮筆寫下一幅對聯:心在朝廷,原不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上聯先談諸葛亮的貢獻。“先主”“后主”指劉備父子。可以說,諸葛亮用畢生精力力保二主的江山。劉備對他有知遇之恩,所以他“鞠躬盡瘁”;劉禪雖昏聵腐敗,甚至聽信讒言,而他仍然一如既往,“死而后已”。他這種忠心耿耿、堅貞不二的精神為后人所傳誦。下聯則轉到了對隱居地爭論的看法。顧太守認為,諸葛亮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名聲震動四方,馳譽天下,為我們民族所共有,至于他的隱居地在哪里卻是無關緊要的。作者這樣寫,意在告訴人們:重要的是學習諸葛先生的精神,而不是去爭辨他的隱居地。既然諸葛先生對先主后主都一視同仁,一樣盡力,那么我們也不必為了各自的榮耀而對襄陽南陽爭論得喋喋不休了。據說南陽人看了這幅對聯非常贊同,爭論也逐漸緩解了。我們不能不敬佩這位太守大人的胸懷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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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當今。2002年9月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署名蘇敏《名人故里處處爭》一文說:“2002年8月中下旬,河北省東光縣舉行了‘馬致遠故里考證研討會’,還將籌建中國元曲紀念館。東光縣此番為古人興師動眾,源于不久前報刊報道說北京郊區門頭溝有馬致遠故里,已引發旅游熱。有關馬致遠故里的爭論一時沸沸揚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鄧紹基認為,搞清馬致遠故里在何處,除了寫詞典外,對于研究他作品的美學價值和歷史意義毫無幫助。而且這種故里之爭不可能有結果。據了解,包括老子、諸葛亮、李自成等乃至一些朝中名臣在內的‘故里’,均有地方在‘爭搶’”。文章還說,“近年來,有識之士已普遍擔憂:人們在眾多景點導游以及影視作品里所得知的中華民族歷史,在種種‘戲說’‘大話’的揉弄下,以訛傳訛,不僅迅速定型,更會養育出萬劫不復的‘新歷史觀’”。這就是時下有些地方和有些人熱衷于的“城市文化”和“地域魅力”。
  現代著名學者余秋雨稱這種“時髦”的現象為“抱著行政區劃不肯放”的“地域文化迷霧”,是“當前文化思維存在的誤區”。他說“現在很多地方都有引以為豪的所謂‘地域文化’。今天這個地方立個碑,說是‘孔子誕生地’;明天那里考證出來是孔子爺爺的故鄉,立即就會召開研討會、座談會,恨不得把全國的學者都請去為它寫文章,要做成‘孔祖誕生地’”。對此,余秋雨稱:“文化是跨地域的,一個人不僅僅是他生活之地的文化承載者,更是多元文化的綜合體。”并舉例說:“只有20多年歷史的深圳和古都西安,兩地小學生學習唐詩宋詞的時候,并沒有不同。他們分享的文化早已超越了行政區劃。居住地或者停留地的概念,和文化的大概念不能相提并論。退一步說,孔子孟子還有許多文化名人生活的時候,行政區域也和今天不同,這樣‘制造’出來的地域文化有什么意思?守在地域文化的迷霧里,怎么會有大格局的創造力?”
  余秋雨、鄧紹基等學者的見解也許有失偏頗,但某人生于某地卻是一個偶然現象。不管老子生在鹿邑或是渦陽,成年后的主要活動地點既不是鹿邑,也不是渦陽,而是周朝的國都洛邑。因為老子在周王室任“守藏室之史”30余年,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圖書典籍,他的哲學思想的形成應該是在這一時期,鹿邑或渦陽只不過是他的出生地而已。這正如今天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雖然出生在湖南韶山,但是如果毛澤東不走出韶山,投身到轟轟烈烈的革命實踐中去,是形成不了毛澤東思想的。所以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對于知不知道毛澤東出生地,并不重要。古希臘盲詩人荷馬出生地至今無有定論,但絲毫也不影響我們對他兩部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賽》的閱讀和理解。所以鹿邑也好,渦陽也罷,不如拋開地域觀念,多點交流,少些爭論,把人力、物力、財力、精力放到共同研究老子學術和精神上來,攜手挖掘、開發老子文化遺產,把老子精神發揚光大,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老子研究。(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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